领袖们的精神遗产
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关于去世的中共领袖的文章、图书越来越多，特别是他们身边工作人员的口述回忆、访谈，这些通俗类读物让领袖们逐渐走下神坛。
怎样看待这些读物？从这些图书中我们能获得什么启迪？如何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本刊邀请了毛泽东研究专家、红旗出版社社长蒋建农，《毛泽东读书治国》的作者徐文钦撰文，并访谈了《难忘的八年》作者、周恩来总理生前的秘书纪东，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当然需要方法论性质的理论指导，以及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更重要的则是档案性质的历史文献，如被研究对象的文章、著作，记录或反映其言行与思想的原始文献、电报、会议记录、日记（包括录音和影像资料）等。此外，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亲历或目睹被研究对象生活经历者的相关回忆与访谈，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首推他本人在1936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应斯诺的一再要求，与斯诺谈的他个人的生平，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1936年以前的生活经历。后来出版的以“毛泽东自传”或“毛泽东自述”冠名的各种书籍，大多就是在斯诺根据这些谈话写作发表的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的。这是所有关于毛泽东的访谈和回忆中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料。据当时为毛泽东和斯诺做翻译的吴亮平后来说，毛泽东当时曾亲自审读过斯诺英文记录的中文译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将其归入档案文献一类。事实上，也正如斯诺所记述的那样，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诺记录下来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平，而主要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他刚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得尤其细致。
第二者对毛泽东生平的回忆，最早的是陈云化名“廉臣”于1935年秋写成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中记述毛泽东在长征中若干活动的片段。该文首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印行此文的是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全文收入了此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关于毛泽东生平的回忆性文章逐渐增多。1940年7月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开辟“记毛泽东同志”专栏，发表了谢觉哉的《几个片段》、谭政的《三湾改编》、徐特立的《毛主席的实际精神》等文章。1941年12月14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一文。此后，他又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和《毛泽东略传》，并于1949年8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其《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一书（该书在建国后又几次以相近的书名增订、再版）。萧三是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的文章和书籍，既有他对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活动的回忆，又融入有他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萧三后来在其书稿的序言中写道，他在延安曾遍访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老同志，将他们所知记录下来，“笔之于书”。此外，还有一些曾经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的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离开后撰写发表的毛泽东访谈录。如1945年7月，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在国讯书店出版的《延安归来》，记述了毛泽东关于用“民主”解决历朝历代兴亡周期率问题的“窑洞对”。
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世钊、萧三等回忆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的文章与书稿。如周世钊在《新观察》1951年第2卷第2期发表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在《新体育》上发表的《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在1959年8月12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青年时期刻苦学习二三事》、在195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等，他后来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一书，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二是《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书刊中发表的一批反映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回忆文章，如刘伯承的《回顾长征》、徐海东的《“奠基礼”》、曹丹辉的《伟大的历程――跟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和方强的《毛主席到南线的一件史实》等等。三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医生等写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如翟作军的《在毛主席身边》（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蒋泰峰的《在毛主席周围》（解放军出版社1958年4月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7月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5月版）、傅连?的《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版）、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作家出版社1958年9月版）等。此外，各出版社在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反映建国后毛泽东在各地视察情况的书籍（相关文章就更多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二），分别出版于1958年4月和7月。虽然从严格的意义讲，这类书籍属于通讯、报道之类，但可以作为回忆性史料使用。
“文革”时期有大量歌颂、回忆性文章和书籍涌现。透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溢美之辞（甚至是不乏夸大毛泽东作用的不实之辞），这些文稿仍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和史实，供后人去研究、考订。
毛泽东逝世之后的30多年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出现空前的繁荣。与之相应，各种缅怀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稿如井喷一样涌现。单以在各个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为例（有些后来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发表单篇文章不计，粗略估算下来出版过回忆录的就不下三十人，如吴吉清、阎长林、贺清华、龙飞虎、叶子龙、汪东兴、逄先知、李银桥、韩桂馨、张耀祠、高智、邬吉成、齐吉树、武象廷、蒋泽民、高富有、李家骥、沈同、李树槐、王鹤滨、林克、徐涛、吴旭君、李越然、师哲、陈长江、阎明复、王海容、孟瑾云、杜修贤、章含之、周福明等等。最近听说曾经任毛泽东的副卫士长，以后长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孙勇也撰写了回忆录，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他过去是坚持不接受任何采访，连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工作事采访他也都拒绝了。这一时期相关回忆性作品的出版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毛泽东逝世到1983年12月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主要是纪念性的回忆录或怀念文集，当时几乎每个省的人民出版社都出版有专门的纪念文集。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的《伟大的历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的《回忆毛主席》等。此后十年间（即第二阶段，1983到1993年），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为代表，出版了一批关于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依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参考了相关历史背景，融入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虽然史料价值不高，但迎合了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强烈愿望，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被废除，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退居二线，或者离休，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入撰写和出版回忆录，这是新时期口述史学出现空前繁荣的基本条件。他们的回忆录虽然不一定是专门回忆毛泽东的，但因为毛泽东是这批老革命家的领军人物，自然成为他们主要的回忆对象。第三阶段，1993年到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这是回忆毛泽东出版物的高峰期。称这一段为高峰期，一则是因为数量多，二则是因为相对于前两个阶段普遍的档次要高（回忆录作者的身份、参与事件的重要性、写作水平），相应的其史料价值也比较高。第四阶段是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后，回忆毛泽东的原创性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根据已出版的回忆录或回忆文章，重新编纂组合的东西。这些作品虽然有可读性，但价值不大。
毛泽东逝世后三十多年来出版和发表的回忆性作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方位系统地回忆毛泽东人生阅历的方方面面，既有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又有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建树，以及过去很少提及的他个人生活起居、禀性、家庭、亲友交往等方面情况的记述。二是回忆的内容不再只是歌颂性地记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从第二阶段开始，在继续以正面赞颂的内容为主的同时，在一些回忆文章和回忆录中逐渐出现一些客观记述毛泽东在某些决策或事件中失误的内容，甚至在个别回忆中还有对毛泽东的指责。三是融研究于回忆。不少回忆录的作者通过撰写回忆录来研究亲身经历的历史，他们大多查阅了档案和历史文献，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加入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因此，他们的作品更为准确可靠，而且富于理性分析，既保持了回忆录生动传神的特点，又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如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逄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以及由徐涛、吴旭君、林克署名的《历史的真实》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回忆录，有不少是在作者原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或是在一些文史工作者的热情帮助下完成的。这对于推动回忆录的撰写与出版、对于抢救口述历史、对于提高回忆录的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之下，也有一些文史工作者在帮助老同志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过多地加入自己的创作和对一般历史背景冗长的描述，致使一些作品的水分太多，良莠不齐，甚至是使一些回忆录的内容让人真伪难辨。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书价昂贵和工作节奏紧凑，有不少读者，特别是搞研究的同志，宁愿去看一些有价值的单篇的回忆文章。这三十多年间公开发表的纪念或回忆毛泽东的单篇文章多不胜数。这里想介绍两种回忆文集。
在新时期诸多回忆毛泽东文集中，最有权威性和史料价值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组织编写的《缅怀毛泽东》。这项工作从1990年开始立项启动，当时向200多位与毛泽东有过较多交往的老同志发函约稿，有些重点稿件是由文献研究室派人登门采访后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的。最后从100多篇稿件中，精选出88篇95万字的文章，分别于1993年7月和1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曾在党政军部门担任过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有几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除外），绝大多数的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文章洗尽了个人崇拜的铅华，凝聚着老人们深邃的理性思考，也透映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浓浓深情，真实地记述了与毛泽东在重大历史时刻的重要交往。其中有不少文章是老人们的封笔之作，可以说是回忆毛泽东的世纪绝唱。
另一项重要的抢救性行动是1992年7月，由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博览群书》杂志等单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联合发起的全国性的“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自发参加征文的既有张爱萍、韩光、李德生、赛福鼎、陈士榘、孙毅、廖志高、袁宝华、张承先、刘道生、方志纯、李立、曾志、欧阳平、钱江、袁血卒、铁瑛、戴镜元、贺晋年等几十位老一辈革命家，又有臧克家、侯宝林、华君武、金善宝（时年98岁，小麦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董加耕、竹内实（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等各界知名人士，还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与毛泽东有过或多或少交往的同志。征文组委会和评委会从应征文章中精选出306篇文章共140万字编辑为《毛泽东与我》丛书，分六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1月出版。这六册书分别是：《我与毛泽东的交往》收入的是与毛泽东有过较多交往的老同志的文章；《在毛泽东身边》是用历年来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人员的文章编成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是曾经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或是在当地参与接待毛泽东的同志写的文章；《我见到了毛主席》记述的是普通群众偶然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的场景和感受；《毛泽东人际交往侧记》是第三者记录他的亲友、领导等与毛泽东交往的情况；《毛主席的光辉》收录的是一组劳模、知青等在毛泽东人格魅力和思想感召下扎根边疆基层艰苦奋斗的生动故事。由这次征文活动的民间性质所决定，这套丛书既有研究毛泽东的史料价值，又具社会心理调查报告的功能。文章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如同一幅幅农民画，把读者带回了那个时代，带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毛泽东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自他去世之日起，毛泽东的文档资料已经结稿。这些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分类整理保存（其中一部分仍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保管），只是什么时间解密和用什么形式公布的问题了。现在，和毛泽东一同打天下或是建国后能够和毛泽东共商国事的老同志，健在者已是凤毛麟角；即使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也大多已步入高龄。亲历者回忆毛泽东的工作事实上已进入尾声。但是，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事业，方兴未艾。对于众多的学者和一般的研究单位而言，在整理搜集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工作方面，目前可以做的也是应该着手做的，就是将1935年至今所有关于毛泽东的口述史料汇总起来，删除重复的（大量存在着同一作者对同一事件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或是一篇文章发表多次的情况），对其中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经过等逐一进行认真的考订（用加注释的办法，把不同的考证结果标注在相关材料之后），然后根据毛泽东的生平，按时间、分类编成资料长编，公开出版（同时出版电子文本）。这样，将会对深化毛泽东生平、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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